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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Abstract:[1]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2]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4]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基本信息:
DOI:10.16524/j.45-1002.2014.07.015
中图分类号:A811
引用信息:
[1]刘习根.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J].学术论坛,2014,37(07):10-13.DOI:10.16524/j.45-1002.2014.07.015.
2014-07-10
2014-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