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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数据权的设置：需求、定位、构造与风险控制
董新凯;从数据发展需求以及数据相关法律实践情况来看，设置独立的商业数据权确有必要，且有较大的可行性。就法律属性而言，商业数据权应当定位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商业数据权的内在构造涉及客体、主体和内容三个方面。商业数据权的客体是特定的数据，这些数据应当符合民事权利客体的一般特征，还要具有商业性，并且能够与其他知识产权的客体区分开来。商业数据权利主体是在商业数据的开发、搜集与加工等方面付出必要劳动的企业。商业数据权的内容主要是专有使用权，包括作为主权利的使用权与作为附属权利的保护权。商业数据权的设置会给原始数据相关私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及数据使用效率带来一定风险，需要通过系统控制加以防范，控制路径主要有限制商业数据权能、优化商业数据权获取程序以及规制商业数据权的行使等。
论数据保护的一般性实质要件
管荣齐;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亟待解决其法律保护的范围和要件问题。无论采用赋权模式还是行为规制模式，并非所有数据都可以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应当对数据保护的一般性实质要件进行必要限定。合法性、价值性、属人性、管理性、集合性和公开性等是数据保护一般性实质要件的可选项，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法律保护的主体、客体等提出了系统性挑战，且国家层面要求全面保护各类数据，因而合法性、价值性、属人性应当作为数据保护一般性实质要件的必选项，具备或满足这三个要件的数据应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管理性、集合性、公开性应当作为数据保护一般性实质要件的弃选项，不然就会对应把已公开数据、单一数据、未公开数据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至于排除合法性瑕疵、“人类以外的事物”等，皆是数据保护的应有内容。鉴于信息、数据、知识产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数据置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研究建立各项具体制度，相对更加适宜。
聚合性公共数据资源国家赋权：权属革新与制度建构
蔡艺生;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用户生成且由平台控制的聚合性公共数据资源由于权属制度缺失，持续引发数据滥用危机、增益分配失衡等系统性风险。聚合性公共数据资源具有三重本体特性和双层价值增益结构，共同构成国家赋权的内在必然性。三重本体特性包括技术依赖性导致平台事实垄断、价值添附性否定原始数据自然孳息理论与客体超越性颠覆传统物权框架；双层价值增益结构包括外力发展增益的社会共创本质与自力发展增益的技术增值。在规范层面，通过宪法秩序延展确立人民主权向数据领域延伸、资源公有制容纳数据要素的制度逻辑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矫正机制；在效能层面，证成国家赋权具有不可替代的三维优势，即经济发展上激活规模经济并引导战略投资、社会福祉上制衡平台权力失衡并推动数据红利公平分配、国家安全上解构数据霸权并输出全球治理新范式。制度构建可采取四维协同路径，即创设人民主权主体、战略监管主体与运营执行主体的层级化架构；建立动态客体边界划定机制，融合排除标准、纳入逻辑与风险阈值联动；设计战略管控权、普惠开放权、收益分配权三位一体的权能谱系，配套穿透式责任追究体系；协同基础立法整合、行业规则精细化、监管工具创新及区块链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治理刚性保障。
“赋能”与“负能”：人工智能对人文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
张苏缘;顾江;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文经济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作为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对人文经济发展产生双重效应。从长期来看，通过建设普惠性文化基础设施、促进人机协同共创、构建人文导向的风险治理机制，人工智能可以由表及里实现对人文经济的系统性“赋能”。然而，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应用初期，其技术特性与发展节奏同样带来不可忽视的“负能”效应，表现为数智鸿沟、主体消弭、伦理风险三大挑战，这些挑战制约文化资源普惠共享、削弱文化产品创新活力、冲击个体文化认知认同能力，与人文经济发展共富性、文化性以及人民性的价值内核相背离。为应对上述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责、社会协同、个体参与”的多元治理共同体。在政府层面，着力完善制度与公共服务，规范算法并保障技术普惠；在企业层面，开放数据资源，强化创新责任；在社会层面，致力于复合型人才培养与行业监督机制建设；在个体层面，主动提升数字技能，强化辨识力与文化自觉。由此，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从“效率提升”的技术工具演进为“价值共创”的发展生态，实现经济效率与人文价值的协同提升。
权利—义务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风险与应对
王琳琳;蓝旌文;公共文化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文化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是政府的法定义务和职能。当前，我国各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实践蓬勃发展、形式多样，亟须对其进行类别化分析，探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推进机制的特征及其与公民文化权利和政府责任义务的关系，实现“机制特征—权利风险—义务履行”三者间的整体性对话。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推进机制主要有设施运营制、项目购买制和补贴制三类，文章立足已有研究成果与具体实践，将任务复杂性、市场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分析维度，探讨三类推进机制的特征，揭示其对文化权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设施运营制具有高复杂性、高专用性和低竞争性，易催化垄断、陷入“供给方缺陷”，形成交易锁定，侵蚀服务选择权；项目购买制的任务复杂性、市场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适中，在以购买方和生产方为核心的交易关系中，公众被动参与、需求被替代，容易落入“需求方陷阱”，威胁服务参与权；补贴制具有低复杂性、低专用性和高竞争性，实践中存在隐形进入壁垒、限制公众受益，制约服务享有权。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过程中，政府由直接供给者转变为间接购买者，角色转变并不削弱政府义务和责任。面对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产生的权利风险，政府应在整体义务框架下精准激活特定核心义务，具体包括：履行保护义务，强化服务选择权保障机制；履行尊重义务，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履行给付义务，建立公平公开的承接市场。
生态环境行政检查的规范演进、治理困境与入典规范体系优化
朱谦;生态环境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检查制度的关键实施场域，在生态环境行政监管体系中具有特殊价值。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构建现场检查制度，并随环境保护需求演变而进行动态调适，但受制于对行政检查行为法律属性认知的局限性，立法层面与实践层面均未能充分肯认其制度独立性。现有环境法律中行政检查规范面临实施行政检查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碎片化引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非现场检查方式缺乏法制化支撑以及行政检查正当程序规则的供给不足等多重困境。当前正在推进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我国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规范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契机，可通过梳理行政检查独立性的法理认知，明确其独立于行政处罚、具备行政行为要件且遵循独立程序规范，为规范体系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背景下，合理确认行政检查主体，采用委托行使与适时授权相结合的方式，适应改革需求与现实状况。可运用“提取公因式”方式统一现场检查规范，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基础规范建构、现场与非现场二元检查模式整合以及委托或授权实施机制完善，优化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实体与程序内容，实现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规范的体系化与法治化，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论以“有效环境治理”为目标的环境法基本制度体系
杜健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经过一审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环境法基本制度作为以生态环境法典为集中表征的环境法律体系化的重要方面，决定着环境法律体系化的方向，应当在环境宪法的边界约束下展开其结构设计。通过梳理我国理论界对于环境法基本制度的理解，应当在“有效环境治理”的目标导向下，基于潘德克顿体例的法典结构，形成总则编的类型化制度结构和分则编的具体基本制度形态，以预防类、过程控制类、事后救济类来拟定基本制度框架。立于内在价值融贯和外在形式理性的基本预设，发挥基本制度的整体功能，在实现环境法作为环境社会行为治理工具作用的同时，达成环境法所承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层价值。
美国单边制裁程序违法救济与中国企业应对
宋阳;美国单边制裁措施作为一种国内行政程序，受到美国法院司法审查程序的约束，外国企业可以基于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第五修正案和《行政程序法》提出行政程序违法主张。在司法审查的一般行政法和制裁违法的特别法判例中，与美国存在充分联系的外国企业是宪法第四修正案、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适格主体，而《行政程序法》的适格主体则排除了外国国有企业。然而，在企业主张制裁行政程序违法的诉讼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难题：企业的制裁违法主张与制裁管辖范围存在冲突、制裁诉讼的任意性实践不能给企业带来稳定预期、企业在事实举证过程中所依据的信息来源存在困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裁法规区别于宪法以及其他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性，在制裁执法时区别于普通执法程序表现出的任意性、反复性，以及企业作为被制裁者在面对制裁者时在事实地位上的不平等性。为此，文章建议中国企业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灵活确定制裁违法的具体主张，对制裁法规采取动态的法律解释方法以限缩个案中制裁执法的边界，并强化对向违法证据的收集，关注制裁行政记录以外的制裁信息，以实践推动完善美国单边制裁的应对策略。
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
吴满意;景星维;精准思政是在传统教育模式供需失调、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的网络化生存样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继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模式。这种精准思政教育模式基于前沿技术的介入,在精准思维和理念的引导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精准育人。其中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滴灌到位的内涵生成序列,涉及教育教学活动信息的精细管理、教育目标的精准定位、任务解决的精确定向、教育过程的定时施教和教育成果的精准评价等结构性要素与运行演化。精准思政具有高效性、针对性、全时性和智能性的特征。在系统的精准思政活动中,运行结构主要涵盖了信息挖掘、智慧学习和管理控制三个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研究
李玉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目前遗产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类型之一,至今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基本还是空白。文章分别从核心象征、核心价值观、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符号和主体等角度对文化空间作了深入剖析。并提出文化空间保护的一个崭新理念,即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对其进行保护,这也是文化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化空间的保护打破了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碎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新突破。
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
吴瑛;当前孔子学院在连续四年的规模扩张之后,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能否通过日常汉语教学较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反思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战略:首先,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明确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中国的什么文化;其次,分析当前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传播过程可能遭遇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各国语言文化传播战略;再次,厘清如何传播,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进行文化传播;最后,密切跟踪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展开科学的效果评估。
论以“课程思政”实现协同育人的关键点位及有效落实
史巍;"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既是基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考量,更是其在长期探索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共识。"课程思政"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位"课程思政",如何与思政课程协调衔接,如何与学科体系、教育教学体系、保障体系等有效衔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通过认识上的澄清明确、逻辑上的系统整合、作用方式上的双向渗透、整体设计上的三维共进加以解决。
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
吴瑛;当前孔子学院在连续四年的规模扩张之后,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能否通过日常汉语教学较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反思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战略:首先,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明确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中国的什么文化;其次,分析当前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传播过程可能遭遇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各国语言文化传播战略;再次,厘清如何传播,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进行文化传播;最后,密切跟踪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展开科学的效果评估。
符号消费构建消费文化——浅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
梅琼林;作为西方批判学派的主要人物,鲍德里亚对现代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并逐渐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消费社会的理论。他从物的消费进入符号消费的领域,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看到物或商品对人的本性的支配与异化,看到了实际蕴涵的更深层的“符号”消费。文章分析鲍德里亚的理论转变,从而探求他的符号消费构建的消费文化的本质。
精准思政：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
吴满意;景星维;精准思政是在传统教育模式供需失调、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的网络化生存样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是继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模式。这种精准思政教育模式基于前沿技术的介入,在精准思维和理念的引导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精准育人。其中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定制、精准滴灌到位的内涵生成序列,涉及教育教学活动信息的精细管理、教育目标的精准定位、任务解决的精确定向、教育过程的定时施教和教育成果的精准评价等结构性要素与运行演化。精准思政具有高效性、针对性、全时性和智能性的特征。在系统的精准思政活动中,运行结构主要涵盖了信息挖掘、智慧学习和管理控制三个层级。
论以“课程思政”实现协同育人的关键点位及有效落实
史巍;"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既是基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考量,更是其在长期探索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共识。"课程思政"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位"课程思政",如何与思政课程协调衔接,如何与学科体系、教育教学体系、保障体系等有效衔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通过认识上的澄清明确、逻辑上的系统整合、作用方式上的双向渗透、整体设计上的三维共进加以解决。
期刊信息
期刊名称： 学术论坛
创办日期： 1978
主管部门： 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广西社会科学院
刊期： 双月
电话： 0771-5860201
国内统一出版物号(CN)： 45-1002/C
国际标准出版物号(ISSN)：1004-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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